我是在“十年动乱”后期读书的，那时候人们的衣着简单：男的穿军便装、中山装；女的穿列宁装、军便服的比比皆是。孩子们往往穿三寸布票买一尺的棉布衣，家境稍差的学生只能穿父母或兄姐改做或穿不下的服装；家境再差点的学生就只好穿补了又补的衣服，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嘛，由于家父在“文革”中被打倒，我也就是属于后一类的学生啦。
一次学校文宣队排演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我被入选扮演参谋长少剑波，需要自家准备一套草绿色的军便装，这对其他同学来说，算不上很困难，可对我来说却是一桩非常棘手的事。我回家和奶奶、母亲一说，她们思忖了一会，竟答应了我的要求。奶奶说：“集体的事，咱家的人可不能落后，孩子你只管好好去唱好了，衣服我们会替你准备好的。”母亲道：“我们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我就给你做一套三寸布票买一尺的棉布军装，好吗？”听了奶奶和妈妈的话，幼小的我懂事地点了点头，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
演出那一天，我穿上了棉布军装，领章和帽徽是前一个晚上，奶奶花了半宿时间一针一线给我缝好的。到学校一看，其他扮演解放军的同学，均穿着笔挺的涤卡或三合一军便服（档次自然比三寸布票一尺的薄布要高），唯有我是个例外。与他们一比，我实在是相形见绌，个别同学还为此嗤笑我，我起初真有点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看着帽子上奶奶用密密匝匝的红线缝制的五角星，《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那个年代的小英雄）不也是那样打扮的吗？童年时期父亲教我的诗句也在此时猛然间涌上了心头：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在台上，我运足了气，憋足了情，将一首“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唱得字正腔圆，博得了满场的掌声，这是我参加演出以来，感觉最好的一次。
也就在这一年，奶奶病危，临终前，她老人家拉着我的手，告诉我说她花了19元（那年月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人一个月的工资是18元），给我买了件涤卡军便装。我噙着泪问奶奶：“您一个月才12元的生活费，怎么会有这么多钱给我买衣服？”奶奶断断续续地说：那天她去看我的演出了，她不能让孙子与别人差别太大，这买衣服的钱是她老人家拾废纸得来的……
奶奶去世后，家里的生活仍然捉襟见肘，我常常穿着奶奶亲手缝制的三寸布票买一尺的军便装去上学，而奶奶买的涤卡军便装，我一直珍藏至今舍不得穿。这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纪念我慈祥的奶奶！
亲爱的奶奶：这也是孙儿在母亲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送上的一瓣心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