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家庭的变故、社会的变迁，当然还有那文化性格的弱点，祖父起码会是一位相当称职的大学教授。但历史还是为他选择了孔乙己式的农民人生。如果他就认命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有一手犁横耙M的好本领，而不是游离于知识者与农民之间，也许他可以演化出另一种人生道路:如其他农民一样，融入土地而自得其乐，将生命的汗水化作情感的收获，谁又能说这样的生活不充实呢?

但祖父不是这样的。

关于祖父的童年、青年时代，我知之甚少。就连祖父的生辰年月，我也并不知晓。按1958年照片上题49岁1982年病逝73岁算，祖父应该是1909年生。在村人眼中，祖父是一个什么农活都干不了但毛笔字写得非常好看双手能打算盘的老头。可在我的印象中，他老人家从未干过会计文书之类的事情。他闭口不谈自己的历史。文革时期，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家山东哪城，来人外调，将祖父叫到村革委会，令家人紧张得出了几身冷汗。祖父消瘦的脸庞更加消瘦。自此之后，祖父反而大于大年三十晚吃团圆饭时，将一个烤焦的白摸瓣成十几小块一一分发给子孙，高兴至极，偶然吐露几句自己的家世。我将这十多年的大年三十才听到的祖父断断续续的偶然吐露连接起来，便形成了祖父的人生影像。

祖父的祖父是一个大财主，据说有好几百亩地，在县上是一个绅士，用后来的说法，就是个大地主，但是不是恶霸豪绅，祖父没有说。只听祖父说，新县长上任，十有八九要拜会他的爷爷。不然，你这个县长难以坐稳。可能是按家族排行为四，人们称我的曾曾祖父为四老总。他具体有什么恶迹或者功绩，祖父也未说。我说这些的意思是，由此可见我的祖上家境的殷实和社会地位是多么的令人羡慕与嫉妒，与我亲历过的家境是多么的不相称。就是这么一份殷实的基业，这样令人企羡的地位，硬是让我祖父的祖父，用一杆鸦片烟枪抽光了。这不是祖父说的，是母亲告诉我的。到祖父被迫辍学回家种地时，写在他名下的只有二三十亩地，这时我的两个姑姑和父亲已来到了世间。也正是祖父的祖父这一杆烟枪，才使我家于20世纪50年代起逃脱了地主的厄运，祖父免遭批斗甚至挨枪子，我们也就从地主狗患子的名单上永远地划去。

但不管怎么说，祖父的童年及青年时代，应该是幸福的。有无陪伴书童不得而知，不过不愁吃穿却可以肯定。有关祖父的童年，他只讲过一件事。在他也许五、六岁或者八、九岁时，曾被土匪绑过票。被土匪绑票是怎样的一种情景，我这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孙子从未体验过。可小时候听人说起黄河滩的麻林王，却是心有余悸。我的一位同学的父亲，据说被土匪绑过票，虽不往死里打你，但叫你蹲黑屋、灌辣椒水，甚至叫你吃自己的粪便。如果过期不拿钱来，那土匪就要撕票了。祖父的祖父虽是乡绅，但土匪却不买账，只认银子和钞票。官府也无可奈何，或者官府就不想对土匪有所奈何。最终还是以银子和钞票换回祖父，不然不要说我就是我的父亲也不会来到世上的。这可算作祖父童年的一个小插曲，但这个小擂曲却影响了他的终生，一遇到惊吓就浑身稀泥一般软。胆小怕事，见人谦恭，伴随他走过了无奈的一生。

祖父也曾经有过辉煌。应该是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东三省沦陷之后，祖父以第十名考人济南师范，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那个时期能考上大学的是凤毛麟角，而考上能够上得起的就更少了。不要说十里八村难有一个，就是一个县也没几个大学生。由此可见，祖父在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