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和母亲，对于人们来说是两个神圣的、情意深挚的名词。对于学生来说肯定又会增加一个母校。直到现在，我每想起小学就读的北京市第十八小学(现在的府学胡同小学)，初中的北京第四中学，高中的师大附中，就心潮澎湃，尤其是对于师大附中更是怀念不已。在这个阶段(1934一1937)我经历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二九运动，并且决定性地选择了我的人生道路，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为党的事业、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奋斗，60年矢志不渝。

回首往事，许多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当1918年我降生在这文明古老的大地上，中国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我的母亲对我进行启蒙教育，谆谆告诫勿忘国耻，讲到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的21条，母亲愤慨的神情，至今清晰。当我稍大移居天津后，目睹骄横的日本浪人横冲直闯。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收回租界?这成为我心中的间题。1929年全家搬到北平，我亦正式进人学校，受到爱祖国、立大志的教育。

我考人初中那年，恰逢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学校开学典礼，校长训话刚完，我立即跳上讲台，激昂慷慨讲述日本侵占东北的罪行，高呼坚决不当亡国奴!我声泪俱下，全校师生为之动容。从此，我参加了学校的抗日活动。带头人就是当时高三的学生，以后成为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的黄诚同志。

初中毕业，因为考虑到师大附中民主气氛较为浓厚，我毫不犹豫转学到师大附中了。这时我已开始阅读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和一些进步书籍。在家庭、社会、学校的影响下，进人高中后，我的思想进步较快。先是在学校内自办壁报，曾写热烈欢迎著名左翼作家巴比塞来华等文章;参加校内读书会，以及参加全市学生的娠济黄河水灾活动等。去年，我读了1935年11月组成的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谷景生写的文章。我才意外而又亲切地知道，我那时已是在党引导北平大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