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平师大附中高中部读书三年(1929一1932年)，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最安定的学习时期.也可以说是我读书的黄金时代。

我1913年出生在江苏牛县一个书香门第，由于家境破落，再加军阀连年混战，土匪、蝗灾频繁，生活相当拮据。读书从来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常因军阀占驻学校不得已而辍学。这时我的姑母刘静君在北平(今北京)香山慈幼院女子师范部任国文(语文)教员，召我来北京报考该院自费生。1927年冬我到北平时，慈幼院已停止招生，我只好请人辅导自修。后随我的补习教师胡健到河北丰润县中学读完初中，1929年才考人师大附中高中一部(即文科)。学费主要靠本县助学贷金。

当时北平师大附中的校长是林砺儒先生(解放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他同时又是师大教育系主任。他为人宽厚，能团结各方人士共事。在我的印象中，他有些像蔡元培的风度，能兼容并包。我的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卢伯伟先生，他是我的班主任，教国文。还有另一位教修词学的是董鲁安先生。他们讲课，都带有感染力，能引人人胜;对学生有平等精神，不干涉学生的进步思想。我还有一位教党义(国民党统治时期，各校必须设置的一门课程)的老师李澄之，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员，思想进步，对三民主义的讲解，能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一同在山东敌后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他领导建立了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成为山东重要的统战组织。附中的课程比一般学校多，如语文有专门的修词学，英语有文学选读及会话，法学知识有法学大意，还有逻辑学、伦理学，这大概是很多学校所没有的。

由于我所处的环境问题，使我亲眼目睹旧社会的罪恶兵灾、匪灾、水灾、虫灾真是可以用民不聊生、水深火热来形容。再加老师，特别是我姑母(当时的地下党员，李大钊同志的学生)对我的影响，使我过早地关心社会问题和国家前途命运问题，可以说是政治上早熟。1928年我就看过孙中山全书，以及读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这就开始了我寻找我的人生道路，把我的命运和中国应走向何处去紧密地连在一起。1929年秋，我在同学的介绍下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1930年春，又加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就更加促使我狂热地阅读课外书籍，除进步的文艺书籍外，有些理论书籍，特别是由外文翻译的哲学书籍，简直是生吞活剥，似懂非懂地硬啃。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处在立三路线及王明路线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之下，我也就产生了一种左的偏见，认为理科搞革命用不上，上课时就不专心听讲，甚至偷看课外书。所以物理、化学作业我常被老师批上Repeat(重做)。对体育运动，也错误地认为，运动员不过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因而自己也就很少参加各种体育活动。这些都是事后认识到的。正是由于犯了极左的认识错误，所以上了大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