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我的妹妹，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工。好强而有点任性，感情丰富且易激动，自尊心强得近乎固执

生活的路好难走啊。妹妹很早就独自走入了社会。为什么?为了不下农村。那年头，尽管上山下乡是时髦不过的壮举，可又有几人是自觉自愿接受再教育呢?妹妹不是团结依靠的对象，于是一纸勒令贴到床头上！莫大的侮辱使她愤傲了:这是种族歧视!出身不好也是人！她抗议，一卷铺盖，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中学校园。

她在街办小厂里干翻砂工，塑料厂里剪旧鞋底，甚至还揉石膏塑造过光辉形象。她，甘愿吃苦，不仅仅是为了温饱。她心中有自己的事业，是精神的渴求，是书，是知识

有一回，我去看她。在一间不比陈景润的搁楼大多少的木屋里，在昏暗的油灯下，妹妹正如饥似渴地啃着一本卷了边的旧书。一见我，她兴奋地扬起了手:哥哥，瞧，《约翰克利斯朵夫》，写得好极了。啊，茹苦含辛十来年，她居然一直在憧憬美好的人生。我似乎看到妹妹的甲中迸发出一种奇异的光。那一定是理想，奋斗，期待之光

动乱结束了，妹妹终于有了固定的工作。她满以为自己面前将展开一条充满诗意的幸福之路。她开始学习写作，试着投稿。她是那样孜孜不倦，是那样地快乐，好象整个世界都属于自己。可是，好强，无顾忌，看见不顺眼便开口直言的秉性却给她带来麻烦。尤其是工厂的领导人不喜欢多嘴的她。病了，说她不安心本职，写稿，说她好表现，出风头。对这种妒贤嫉能的恶习，其实满可以装做不知道便可息事宁人，偏偏她又不识时务非当面辩个曲直不可。结果，招来的是阴阳交错的报复。生活往往就是这样使人不痛快。

她太天真，年近三十仍未脱尽稚气。她热爱生活，热爱与之一道三班倒的工人们，那些整日为生活操劳的同事们。她想用自己的笔描写他们，讴歌他们。并以为凭着自己的写作热情就能象蒋子龙一样获得社会的承认。

天有不测风云。有一次，她的一篇通讯稿在报纸上发表不久，竟惹出场轩然大波:那个被报导的全厂公认的先进生产